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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馬遷 - 西漢時期史學家,文學家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后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于孔安國、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人物生平

        ?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于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一說生于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大約卒于公元前86年(漢昭帝始元元年),一說卒于公元前87年(漢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說卒于公元前90年(漢武帝征和三年)。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恒業。

        少年受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10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壯年游歷

          司馬遷大約22歲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些農業勞動。后來他的父親司馬談到長安做了太史令,司馬遷隨父親也到了長安,
        司馬遷然后在父親的指導下,他刻苦讀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他拜了很多名師做老師。司馬遷的家族,就是他這個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為史官,他有責任來記載帝王圣賢的言行,也有責任來搜集整理天下的遺文古事,更有責任通過敘事論人而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借鑒。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有志于整理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試圖撰寫一部規??涨暗氖分?,就是寫一部史書。從他父親開始就已有這么一個理想,他的父親做太史令之后,就開始搜集閱讀史料,為修史做準備。但是司馬談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獨立地修成一部史著,無論是時間、精力,還是才學知識都還不夠,所以司馬談寄厚望于他的兒子司馬遷,希望他能夠早日參與其事,最終實現這樣一個宏愿。
        于是,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開始行萬里路,司馬談要求他兒子來進行一次為期兩年多的全國的漫游。司馬遷從20歲開始的全國漫游,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他這個漫游,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
        比如說,他漫游到汨羅江畔,在當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聲朗誦著屈原的詩,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寫《屈原列傳》寫得那么有感情,他是親自去考察過,他是在學習屈原的基礎上來寫屈原的。比方說,在韓信的故鄉淮陰,他也搜集了許多有關韓信的故事,并親自去問別人,說當年韓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韓信為什么能夠受胯下之辱而不發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來,忍了。韓信那么高的個子,從一個流氓兩個腿之間爬過去,如果按照他的個性,一刀就把他殺了。但是如果把他殺了,后來就不能夠建功立業了。韓信后來幫助劉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漢,封王封個侯,回了故鄉,韓信自己說:如果當初我把你殺了,我就沒后來的建功立業,所以小不忍則亂大謀。并為避禍而韓何改姓的何姓安徽廬江始祖,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的遠祖何庶題辭(別號:自修,軒轅黃帝第60世耳孫):“更名改姓 因避強秦 寧去候統 甘為庶民 ;承先啟后 繼舊開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再比如說,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還和孔子故鄉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攬衣挽袖,一步一揖,學騎馬,學射。學行古禮,以此表達他對孔子的紀念。再比如說,在孟嘗君的故鄉薛城,他走鄉串巷,考察民風,而且他考察這個地方的民風跟當年孟嘗君好客養士有什么關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梢赃@樣說,司馬遷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過任何一個了解歷史的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存留于人們口碑上的故事,獲得了許許多多從古籍當中所得不到的歷史材料,同時他深入民間,廣泛地接觸了人民群眾的生活,使得他對社會,對人生的觀察、認識逐漸深入。
        此外他遍歷名山大川,飽覽了祖國山河的壯美,陶冶了性情,從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學的表現力。所以說司馬遷的這次漫游,正是司馬遷走向成功的極為堅實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司馬遷和父親洛陽相會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余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司馬談這時候卻病了,經過漢武帝的允許留在洛陽養病,正好司馬遷從長安匆匆趕去追隨漢武帝,在洛陽見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遷在為《史記》寫的“自序”里,詳細記錄了司馬談在“河、洛之間”對他說的那番語重心長的遺囑。司馬談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俯首流涕,對父親發誓說:“我雖不聰敏,請容許我把您已記錄編排過的有關過去的傳聞,完整地書寫出來,絕不敢有缺漏。”洛陽相會,就這樣成為這一對鐘情于歷史學的父子之間的生死之別。

        獲罪和史記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陛下。” 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便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叛徒強辯,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便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處理。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死刑。但是漢朝的死刑要免死的話可以接受兩條路,要不交50萬錢,要不接受宮刑,宮刑是個奇恥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后來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提及此事中說道:“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愿,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希望出現一線轉機。
        司馬遷認為受腐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幾乎想自殺。司馬遷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因為當時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寫一部書,這就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原來,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擔任史官,父親司馬談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從小就讀了不少書籍。
        為了搜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游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吊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這種游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以后,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司馬談死后,司馬遷繼承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他閱讀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準備著手寫作的時候,就為了替李陵辯護得罪武帝,下了監獄,受了刑。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F在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里,寫了一部《周易》;司馬遷孔子周游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后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兵法》。還有《詩經》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況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么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于是,他把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跡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對于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于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因此,《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50歲,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后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主要成就

        貨殖思想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司馬遷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并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在這里,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并論,區別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折疊星象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歷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范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歷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并末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并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系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蕩,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后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于《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布排列象征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漢代

          楊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贊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稘h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后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妒酚洝烦蔀轫n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游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梢娻嶉詫Α妒酚洝吩u價之高。

        明清

          金圣嘆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贊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圣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系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后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范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于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于后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v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于《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現代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贊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夸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司馬遷像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妒酚洝肥侵袊鴼v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范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范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本段家屬成員

         
        歷史時期 家族關系 姓名 簡介
        顓頊 先祖 (不可考) 天官
        戰國 八世祖 司馬錯 秦國武將
        六世祖 司馬靳 秦國武將
        秦朝 高祖 司馬昌 秦始皇時期鐵官
        漢朝 曾祖 司馬毋懌 漢高祖時期市長
        祖父 司馬喜 五大夫爵位
        父親 司馬談 漢武帝時期太史令
          司馬遷 漢武帝時期太史令、中書令
        長子 司馬臨 后改姓“馮“
        次子 司馬觀 后改姓“同”
        女兒 (不可考) 嫁丞相楊敞
        女婿 楊敞 漢昭帝時搜栗都尉、大司農、御史大夫、丞相,安平侯
        外孫 楊惲 漢宣帝時左曹、中郎將、光祿勛

        含羞忍辱著史記

          公元前99年,司馬遷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遂遭受了當時最屈辱的宮刑。
        司馬遷受刑之后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的資料和父親的遺愿,他決心忍辱負重,終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記》,光耀后世。
        幾年后,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艷羨的職位。因為一旦身任此職,即得以掌管機要文書,成為皇帝身邊的親近侍從。然而,司馬遷卻始終懷著一種刻骨銘心的恥辱感,把中書令一職視為“閨閣之臣”,不但絲毫不以此為榮,反而以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職以來,除應付必要的公務外,他息交絕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寫作《史記》,也只有這項事業才是自己生命價值的真諦之所在。
        正是在這種心境之下,司馬遷收到了任安的來信。這封信使司馬遷極為不快。他萬沒想到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無二致。他對司馬遷在受刑之后得居中書令之職,不勝欲羨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賢進士為務”,對朝廷竭盡忠心。任安寫此信的確切日期,已經無從考證,假若是在他因“慶太子之禍”而身陷牢獄之后寫的,那么,他的信中可能還有這樣一層意思:要求司馬遷向武帝進言,勸其為國惜才,從而赦免自己的死刑。這與司馬遷此時的心情和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第一,司馬遷對于自己以“刑余之人”的身份擔任中書令一職本來就是感到恥辱的,以這樣的身份給朝廷薦舉人才,對被薦舉者也同樣是一種恥辱。何況受刑之后的司馬遷對專制暴君的認識已日益清醒,早已不愿為之竭盡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干的官員,他被判處死刑,縱不算是負屈蒙冤,至少也是罰過其罪。但是,司馬遷義怎么能夠在武帝面前為之開脫呢?“李陵之禍”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沉痛嗎?這倒不是說司馬遷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辯白,而是通過那次事件,他對武帝剛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徹的了解:凡是他決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基于上述原因,他對任安的來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來就準備采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后來任安即將引頸就戮,死于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馬遷考慮到他的這種遭遇跟自己當初有某種近似之處,能夠體諒他此時的心境和思想,于是提筆揮就一封《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們了解司馬遷思想發展的極其寶貴的可靠資料。當然,這兩篇東西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的:
        《自序》著重敘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跡,對于自己修史的宗旨雖然有所說明,但多有隱晦,對“李陵之禍”只用了不多的語言交代過去。其小心翼翼,說明其在憂患之中,時時以古哲先賢來激勵自己,發憤著書,借以啟示后人。
        《報任安書》則是一篇飽蘸著血淚流出的充滿熾烈激情的文字。它詳敘了“李陵之禍”的始末,辯明了其間的是非曲直,申訴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這是在辯白,在控訴,在宣泄,在抒發長久郁積胸中的憤隙不平之情。
        其文筆酣墨暢,滔滔若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淋漓盡致,是了解司馬遷在遭受“李陵之禍”前后思想感情重大變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順便說一句,此信當時未必真正送給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里,直到宣帝時才由其外孫楊惲連同《太史公書》(即《史記》)一起傳布出去,后來被班固收入《漢書·司馬遷傳》中。
        “李陵之禍”是司馬遷生平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對他的思想發展變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妒酚洝返膶懽麟m然開始于“李陵之禍”發生之前,而全書的完成則是在此事之后。而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推斷,即使原先已經寫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禍”以后重新修改或加工潤色了。因此,可以說“李陵之禍”對于《史記》一書的整個思想傾向都產個了極大的影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禍患,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響。對于一個平庸的人,悲慘的命運會摧毀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淪落;對于一個利欲熏心的人,受刑之后,而又受到重用,他會感恩戴德,變成一個更加卑躬屈膝、溫馴忠心的奴才。司馬遷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個傲岸不屈、不可摧毀的巨人。在當時的情勢下,他不可能在行動上反抗那強大而殘暴的統治力量。統治者可以損傷他的肉體,但卻無法征服他的思想,戰勝他的精神。而且,經過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審視了自己過去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對統治者的態度,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李陵之禍”是司馬遷思想轉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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