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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   其父姚察于陳朝滅亡后到隋朝做官,遷至北方,故兩《唐書》中《姚思廉傳》稱其為京兆萬年(今陜西省長安縣)人。唐朝初期史學家。  
        其父姚察,在陳時任吏部尚書,著陳梁二史,未成。他自幼習史,后曾任隋朝代王楊侑侍讀。唐李淵稱帝后,為李世民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自玄武門之變,進任太子洗馬。貞觀初年,又任著作郎,為唐初“十八學士”之一。官至散騎常侍,受命與魏征同修梁陳二史。貞觀十年(636年),成《梁書》(50卷)、《陳書》(30卷),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傳。貞觀十一年(637年),卒。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  


         

        人物簡介

          姚思廉(557—637),吳興(今浙江湖州)人   ,名簡,以字行   。早年從父察讀《漢書》,盡得家學。南朝陳時,任會稽王主簿。入隋,任漢王府參軍。父察曾撰梁、陳二史,未成,遺令他續撰之。又奉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侑侍讀。入唐,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三年(629),奉詔與秘書監魏征同撰梁、陳二史,乃據家藏舊稿,兼采謝昊(一作吳)、傅縡、顧野王諸家之書,撰成《梁書》《陳書》。官至散騎常侍。
         

        人物生平

        家學深厚

          姚思廉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還“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難病癥,得到賞賜頗多。名聲也越來越大,以至于邊地和外域都前來求醫。僧垣“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這種較充裕的收入,游歷求學,購聚圖書,見聞日益廣博。
         
          姚察十三歲時就顯露出才華,“于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姚察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保持終生,即使在當了陳朝吏部尚書以后,仍大力尋求天下圖書,遇到沒見過的書即馬上抄錄下來。他聚書多達萬余卷,并都閱讀過,為梁、陳、隋之際公認的著名學者。隋平陳以后,隋文帝楊堅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興,他對臣下說:“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鐘》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梁、陳二史。
        這樣的家學傳統,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三朝仕宦

          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統之際,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陳時,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后,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貞觀九年(635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在仕途上還較順利。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乘農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這時鎮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于隋朝,為代王侍讀。李淵率兵占領長安后,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聲呵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于王。”正往里沖的眾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面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于是紛紛停立在大堂臺階之下。李淵聞知,于是準許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后,思廉才哭泣著拜辭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為“忠烈之士”。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李淵稱帝后,即授思廉為秦王文學。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武德年間,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嘆道:“姚思廉面對利刃而顯示大節,即使古人也很罕見。”當時思廉遠在洛陽,于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并附信說:“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這是很不尋常的優禮之舉。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并命文學褚亮各為贊語,對思廉的評價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余風勵俗”。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操兩方面對思廉作出褒獎。“玄武門事變”之后,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為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于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于國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游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辭懇切尖銳。唐太宗只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游賞也。”為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為哀悼,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號“康”,特準許葬于昭陵。



         

        人物成就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為,主要建樹是在史學方面。
        隋大業五年(609年),姚思廉奉煬帝之命,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這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劉知幾在敘述唐修國史情況時指出:“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這是武德、貞觀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紀傳體國史。由于思廉修這部國史是在貞觀初,因此推知其內容應是“武德朝”史。這部國史的本來面目已無法窺見。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長孫無忌與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80卷,顯然,思廉所撰的國史為其奠定了基礎。
        姚思廉費時數十年撰寫的重要史著,當推繼承父業而成的《梁書》、《陳書》。其父姚察不僅以文知名,而且潛心于修梁、陳二史,他在梁、陳、隋朝都任過史職,參與過國史的修撰。并且在陳宣帝時開始修前代史——梁史。陳亡入隋后,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詔授姚察秘書丞,命其撰梁、陳二代史。這樣,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開始了全面系統的編纂工作。大業二年(606年)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臨終時他將修撰體例交給兒子,囑他繼續寫完。思廉哭泣著接受了父親的囑托,從此,就開始了續撰工作。經內史侍郎虞世基奏聞隋煬帝,從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兩次詔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參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詔修前代六史,對梁、陳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秘書監竇琎、給事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修陳史。但這次修史沒有成功就作罷了。第二次是貞觀三年唐太宗詔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貞觀十年(636年)正月,《梁書》、《陳書》與同時所修《北周書》、《北齊書》、《隋書》一起修成上進。
        梁、陳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續而作。魏徵也在貞觀初參與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對梁、陳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從書中史論的署名上大體可見端倪?!读簳酚腥頍o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當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蛾悤酚幸痪頍o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一篇(兼補充史實);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數字可大體看出,就《梁書》而言,姚察與姚思廉所撰基本相當,而《陳書》,則多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監修身份加以指導,共寫了三篇論。雖然姚察有開創之功,但思廉對梁、陳二書的貢獻是最大的。從撰述數量上看,思廉明顯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貞觀初奉詔修史,又要根據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對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動。思廉對梁、陳二書是有續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沒有思廉的竭盡全力,這兩部史書就很難問世。因此梁、陳二書題姚思廉撰,世人從無異議。這兩部書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學思想和文風特點。
         

        撰史之風


          從梁、陳二書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優點和不足。
         

        注重史料價值

         《梁書》56卷,記載了梁天監元年(502)至陳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歷史?!蛾悤?6卷,記載了陳永定元年至禎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歷史。這兩部書是關于梁、陳二代史的最早的較完備記載。思廉注重史書的史料價值,注意對史料博采善擇。二史對比,關于梁史可資參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約《武帝本紀》14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5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2卷,蕭子顯《普通北伐記》5卷,謝吳(或作謝昊、謝炅)《梁書》49卷,蕭韶《梁太清紀》10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4卷等。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許亨《梁史》53卷,姚察《梁書帝紀》7卷,劉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陰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關于陳史可資參考的著述略少,有陸瓊《陳書》42卷,趙齊旦《陳王業歷》1卷,顧野王、傅縡各撰《陳書》3卷?!端鍟?middot;經籍志》中“史部”的雜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等類,還有不少有關梁、陳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為梁、陳史官,可以接觸到梁、陳二代國史,因此,梁、陳國史也是修梁、陳二書的重要依據,在書中有多處顯出國史的痕跡。
        梁、陳二書較多地保存了有關農民起義的珍貴史料,如發生在齊的唐■之起義,趙續伯起義,樂寶稱、李難當起義,帛養起義,雍道晞起義,程延期起義。發生在梁的焦僧護起義、始興起義、吳承伯起義、徐道角起義、姚景和起義、會稽起義、鮮于琛起義、李賁起義、劉敬躬起義、王勤宗起義、胡通起義等。
        梁、陳二書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多收錄詔冊、奏表、書札、文賦,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如《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兩詔,透露了梁代社會黑暗、階級壓迫嚴重的事實?!蛾悤?middot;章華傳》載章華上書,反映陳末嚴重的社會危機。
        《梁書·諸夷傳》關于邊疆少數民族和一些外國歷史的記載較詳,有其有利的客觀條件。由于梁、陳時代佛教興盛,中外僧人往來增多,加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使人們對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參據的史料也就相應豐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為時人所重,思廉對文化亦有特殊的興趣,梁、陳二書卷數不多,文化史料卻頗多。思廉多為學者立傳?!读簳返摹度辶帧?、《文學》兩傳就為四十二名學者立傳,另外《處士》傳中也多記學者?!蛾悤返摹度辶帧?、《文學》傳,也為三十一名學者立傳,還有些學者另外立傳。著名學者如范縝、鍾嶸、劉勰、阮孝緒、裴子野、顧野王、沈約、徐陵等人,都有內容較詳的傳,他們的事跡及學術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較多地記載了史學史方面的寶貴資料。梁、陳二代較知名的史家都有傳,并錄其著述,有時略加評論,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后,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梁、陳二代,佛教極為興盛,對社會生活影響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這一社會現象。他如實記載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書·武帝紀》記述梁武帝數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贖回?!蛾悤?middot;傅縡傳》記傅縡篤信佛教,收錄其關于佛教的論辯文章《明道論》,長達二千五百余字?!读簳?middot;范縝傳》敘范縝“卓越不群而勤學”,“盛稱無佛”。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子良不能屈,深怪之??b退論其理,著《神滅論》”。傳中收錄了《神滅論》這一篇幅較長的哲學史、思想史的珍貴文獻。這篇論文對佛教泛濫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惡果給予了深刻揭露。“此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較形象地刻畫了范縝大無畏的戰斗者形象。
         

        文風樸實

          梁、陳二書全用散文寫成,其語言通曉簡練,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駢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駢文。但這時的駢文已失去了它在勃興時對文化產生的積極作用,表現為專意注重辭藻用典,過分強調音韻對偶。這種形式主義文風往往影響思想內容的表達,顛倒了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主從關系。就史書而言,唐以前的《宋書》、《南齊書》,敘事及論贊時用駢文。貞觀年間所修《晉書》,其論贊仍喜用駢文。唐太宗親撰的四篇史論即用駢文寫成??梢娞瞥跞杂谐缟旭壩牡娘L氣。但姚思廉堅決拋棄以駢文寫史的做法,代之以樸實、準確的散文。清人趙翼對《梁書》的散文大加稱贊:“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①。這一見解是非常正確的,一般學者都認為韓愈是唐宋古文運動發起者,但韓愈(768—824)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際,就以實際行動開拓古文運動了。
        姚思廉仿司馬遷筆法,常常引用當時口語,既能反映時代特點,又能使文字活潑通俗。如《梁書·侯景傳》記僧通與侯景對話:“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則爛臭。’”思廉運用語言的成功之處,還在于使人物語言個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經歷、環境,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如《梁書·曹景宗傳》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動。思廉還在梁、陳二書中經常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文風的見解,如在《梁書·簡文帝紀》、《梁書·裴子野傳》、《陳書·蔡景歷傳》、《陳書·江總傳》等,都推崇古文,批評浮艷文風。
         

        敘事簡嚴

          思廉敘事不好鋪張,行文簡潔。他不輕信奇聞異事,不好采瑣事入史。李延壽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壽,一般說來延壽所見之修史資料,思廉也能夠見到。但延壽作史多采入瑣言碎事和神鬼怪異事,而思廉不采或極少采,可見二人識見之差別導致史筆之異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一一連舉二十余例說明《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但是,這兩部書在編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隱諱,如《梁書·敬帝紀》和《陳書·劉師知傳》都不載陳武帝指使劉師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飾,在敘及梁代齊、陳代梁史事時,在帝紀中長篇累牘地照錄加九錫文、禪位詔、策、璽書等虛偽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傳現象。另外,《梁書》不為蕭詧立傳,使后梁事失載,是一大缺陷。思廉還不重視科技,甚至在為父姚察作傳時隱諱其祖父姚僧垣以醫術知名。梁、陳二代科技方面史實記載甚少。



         

        史學思想

        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為鑒的著述宗旨。
          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歷史經驗為當時政治服務。思廉承旨而撰梁、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為鑒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并錄其《梁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垂鑒戒”,主要著眼于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經驗;“定褒貶”,主要著眼于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他為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如《庾蓽傳》敘其生活儉樸,為官廉潔;《沈瑀傳》敘其執法嚴明;《孫謙傳》敘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何遠傳》敘其抑富扶貧。為“悖逆”之人立傳,均置于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
          姚思廉多次總結梁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歷史經驗,著重強調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于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歷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他認為,歷史是發展的,政權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象,“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認為歷史取決于人事。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梁之亡國,“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歷,是始終以人事來說明歷史的。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歷史舞臺,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著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蕭衍晚年之失。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將軍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眾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于長安。
        姚思廉認為,“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為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較早,屬于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
        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則失之于驕傲,“享國十余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
        姚思廉也有個別論述未完全摒棄天的作用,如論述侯景、王偉成篡盜之禍,在《陳書·后主紀》述陳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舉。這說明,由于封建皇朝宣傳方針的制約,思廉不可能在頭腦中完全排除天命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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