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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詒徵

            柳詒徵(1880年-1956年,徵,音zheng一聲),字翼謀,亦字希兆,號知非,晚年號劬堂,又號龍蟠迂叟,江蘇省鎮江人。學者、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家、圖書館學家、書法家,中國近現代史學先驅,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現代儒學宗師。
            17歲考中秀才,后就讀三江師范學堂。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歷史教授;1925年北上,先后執教于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并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
            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南京大學,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為后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人物關系

            人物生平
            1880年,柳詒徵出生于江蘇鎮江丹徒,5歲父親病故,母親帶其與其姐投奔外祖鮑家,入鮑家書塾讀書。
            17歲考中秀才,后曾就讀于三江師范學堂。卒業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寧屬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北京明德大學;并一度主持鎮江府中學堂校政。
            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歷史教授;
            1925年,國立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后一度離去北上,先后執教于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
            1927年,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并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箲鹌陂g,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學、貴州大學和重慶中央大學,兼任國史館纂修。新中國成立后,執教于復旦大學。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

            柳詒徵生平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親早死,幸母親持家、教導,故培養了柳氏重孝敬、求仁愛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陳善余的教導,產生了研究目錄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
            第二階段:1900至1927年,維新變法,柳氏進入江楚編譯局,就學于倡言變法的繆荃孫,隨師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歷代史略》為教材;1915年后,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國文、歷史科,南高改并為東大,柳氏為歷史系教授,任教中國文化史、東南亞史、印度史等,與吳宓等主辦《學衡》;1926年正值東大發生“擁郭拒胡”的學潮,而柳氏反對校長郭秉文及學生運動,遂離東大;
            第三階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整理舊籍,分類編目,并完成了三十六冊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更主編《國學圖書館年刊》,撰成《國學圖書館小史》;九一八事變,南京告急,柳氏東奔西走請求政府接收藏書,但政府可供藏書的地方不足,故書籍被戰火焚毀,自謂“對祖國文化未盡到全責”。
            第四階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慶中央大學,校內故舊因柳氏盛名,請他任歷史科研究院導師,任教期間完成《國史要義》 。
            第五階段:1946至1956年,為柳氏回南京復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國史館纂修,整理戰后散佚圖書及史料,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出任文物管理委員,籌辦地方博物館。
        柳詒徵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圖書館學家。1948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學術薪傳乾嘉學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學貫中西。主張“史之所重,在持正義。史以明政教,彰世變,非專為存人。”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與北方任教的史家陳垣、陳寅恪并稱“南柳北陳”。
            1879年出生。7歲失父,家境貧寒,同姐隨母到外婆家,課督于母鮑氏,就讀于鮑氏書塾,日誦經書、詩文。以家無藏書,勤奮借抄。
            1896年,柳詒徵17歲考中秀才,后曾就讀于三江師范學堂、江陰南菁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師從繆荃孫、黃以周、李瑞清等人。卒業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寧屬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北京明德大學;并一度主持鎮江府中學堂校政。1902年,隨繆荃孫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貒笤蛯W于三江師范學堂。
            1903年創辦思益小學。之後曾任江南商業高等學堂、兩江師范學堂等校教習。
            1912年主持鎮江府中學堂。不久轉任北京明德大學教授。
            1914年,兩江優級師范學堂改建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受江謙之聘任文史地學部歷史、國文教授。
            1920年南京高師改為國立東南大學。
            1925年國立東南大學發生學潮,1926年柳詒徵北上,先后執教于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
            1927年,國立江蘇大學改為國立中央大學,返校執教;并主持國學圖書館(原江南圖書館,1927年后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9年改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并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
            1937年,抗戰前夕,為轉移圖書入川奔走??箲鸨l后講學于國立浙江大學、國立貴州大學。
            1938年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
            1946年,抗戰勝利后,復回南京出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兼任國史館纂修。
            1948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
            1949年,居滬,執教于復旦大學?;I辦上海博物館。
            晚年以讀書校書為樂。曾請同鄉印人趙蜀琴鐫“一生書里活”之印。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平生布衣蔬食,卒后僅遺一床一桌,書10余箱。

            得意弟子

            吳宓(國學大師)

            人物軼事

            博雅宏通
            曾與柳詒徵同在國立東南大學,并“素以平生風義兼師友與之相期”的吳宓教授曾稱許柳詒徵說,國立東南大學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為第一人”。  
            柳詒徵少時失父,家境清寒,常“僅賴少許醬豆腐下飯”。但其母出身書香門第,柳詒徵自幼受母教誨,許多古代文史要藉經典,讀得爛熟,背誦如流,17歲便考中秀才;當時一位詩人曾作“次韻柳翼謀”七律一首,結句對柳詒徵有“君看一代稱韓柳”之贊。此后柳詒徵又先后于金陵鍾山書院、江陰南菁書院師和三江師范學堂師從名儒繆荃孫、黃以周和李瑞清。他學習勤奮刻苦,“日常閉門自禁于斗室案頭之中,咸與書籍為伍”,與當時一些紈绔子弟的奢侈懶惰惡習恰成鮮明對照。經年積累,大師培育,使他學問日臻豐厚圓熟,以致他“日后寫稿,竟不假思索,往往振筆疾書,文不加涂改,作詩也如云移流水,生花妙筆,一氣呵成。”自三江師范學堂畢業后,柳詒徵又得繆荃蓀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一段時期,就使他對當時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進一步的接觸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學也遠遠突破了乾嘉學派的眼界,如他將董仲舒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易稱為“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他解釋說,“所謂利非為個人私之利益,乃指國計民生與國利民福而言;所謂功,非貪天功之說,乃指努力創建以竟全功言”,這和孫中山當時提出的“民生史觀”正是共通和相合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時期,柳詒徵被聘為國文歷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歷史部主任。國立東南大學時期,他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聲如洪鐘,有條不紊,娓娓動聽,文法理工諸科學生,不論選讀與否,大都趨之若鶩,課堂總是座無虛席,擠得水匯不通。”柳詒徵“對來學之士,無不因材施教,誨而不倦,且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曾談到他在南高師受三位教師的影響最深,即劉伯明、柳詒徵和竺可楨。他當年報考南京高師時,由于體格瘦弱而被認為不符錄取條件,后柳詒徵力陳其成績優異,提請復議,因而得被錄取。在學期間,柳之教澤,使他終生受用不盡。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學,柳詒徵認為,各省縣的志書,卷帙浩繁,比國史所記載尤為詳備,應該充分利用,以補國史之所不足;二是圖譜學,柳詒徵曾引宋人鄭樵語:“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并親創以搜求圖譜和實物為職志的史地陳列室;三是史料學,柳詒徵曾引黃梨洲明儒學案語:“學問之道,以自己用得著為真”,強調史藉如煙海,必須有方法加以選擇。并認為章實齋在《文史通義》中所說的兩種方法,“裁篇別出”和“重復互注”,是做學問必須具備的功夫。而在張其昀離校畢業時,柳詒徵在其紀念冊上僅題“守約”二字,告誡他讀書不宜廣而宜專,并向他解釋說,“重要的書宜分精讀與瀏覽兩類,對精讀者必須自始至終絲毫不茍,一字一句地加圈加點,虛心涵泳,融匯體察,如此方能貫通領悟;至于瀏覽者,僅系供參考之用,庋藏儲備,隨時調閱,能提要鉤玄,明其大體即可。”張其昀所在的一班國文系一班學生十多人,經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學術上都卓有成就,除張其昀外,如繆鳳林、景昌極等人,因而吳宓曾評價為南高東大“空前而絕后”之最優秀之一班。 

            柳詒徵著述極豐,其力作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歷史要義》等,而“把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其所著《中國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冊,約一百余萬字,“每編分章分段,緊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經史、諸子百家語,以及現代中外學人的讜言偉論,藉供讀者的徹底了解。書中所紀俱系前言往行,簡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證今,以今鑒古,期能于歷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謬誤,而后折衷至當,以成定論。”其《中國歷史要義》一書,分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誠、史義、史術、史化十大篇。有的學者評價該書,“更見精采,美不勝收”,“在我國的史學名著之中即以之持與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實齋的《文史通義》相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除了史學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詒徵“詩文書法”也“俱足名家”,“為文不論說理、記事及其抒情,無一不精”,被人推許為“直入六朝堂奧”;其詩則得到吳宓“雄渾圓健,充實光輝”的評語;而“書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隸,幾無不能;尤以隸書筆法,與其師李瑞清相近”。 
            對這位學術大師的治學成就,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曾有一番較全面的評述,他將其與梁啟超相比:“近以吾國學者人師,可與梁任公聯鏢并駕,而其治學方法亦相類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謀先生詒徵。兩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據、義理、詞章,以綜合通貫之法治國學;皆萃其精力于中國文化,皆并識西學西理西俗西政,能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論;皆歸宿于儒學,而以論道經邦、內圣外王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緣行道愛國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熱誠及剛果之勇氣;皆能以淺顯犀利之筆,為家喻眾曉之文;皆視詩詞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兩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處。” 

            “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
            柳詒徵在南高、東大和中央大學之時,平素給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長須,平日身著長袍馬褂,一尺長的旱煙桿系著黑布煙袋,始終不離手中;無時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學生見面行禮,他總是拱手作答,最為謙虛。言語幽默詼諧,一派謙謙君子風度??箲鹌陂g,江蘇省政府遷至興化,一天,柳詒徵有事與一隨從一起入興化城,崗哨衛兵照例盤問其居住地址,柳詒徵竟啞然無以為對,哨兵斥之離去,柳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門城內建設廳長住宅,崗哨始準隨從入城通報,由建設廳長到北門迎接后方得進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詒徵卻連連夸獎哨兵訓練有素,忠于職守,并自嘲說:“這是報應,我平時當老師時常給學生吃鴨蛋,此次我連吃三個鴨蛋。”說畢大笑。但“緊要關頭”,柳詒徵卻“自然不肯馬虎放過”??箲饎倮?,柳詒徵選聘為江蘇省參議員,凡關乎國計民生之事,他總是仗義執言。一次開會時,省主席及各廳長均列席被質詢,當時教育廳長曾為一件事指責議員吹毛求疵,柳詒徵先生當即抗聲而起,手指某廳長聲色俱厲地斥責說:“你是我在高等師范時的及門學生,何以這樣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須知道議員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務,你們不過暫時負一時治權責任,應當小心,敬聽主人翁代表的意見。沒有民主修養就不配列席會議,就不配做民主國家官吏。”想不到一個“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教育廳長一時被訓斥得面紅耳赤,呆若木雞,不知所對,而全場則掌聲不已。

            淡泊名利
            柳詒徵淡泊功名利祿。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場腐敗和民國初年軍閥竊權誤國,誓不做官,以執教著述,清正自守。 他民國早年的學生、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崔宗瑋曾說:“如果熱衷於官職的話,柳老伯的資歷名望,不要說南高的文學院長,就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一定會有人請他擔任的。”1942年國民政府成立“禮樂館”,蔣介石欲借重柳詒徵的德望,讓教育部請柳主持,柳當即“以老弱為辭”,蔣又讓柳門弟子陳訓慈之兄長陳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謝絕。”
            柳詒徵幼時隨母居外祖家,步入社會後四海為家,債賃為居。雖然如此,他仍淡泊錢財。早年在兩江師范學堂執教,當時為尊師起見,一般每月工資例由會計親送教師,而兩江師范會計卻要教師自己去領。柳為維護師道尊嚴,數月不領,學期結束即請辭,校長李梅庵不舍,托陳善余詢問原委,遂後才責正會計,得以挽留。1938年,柳詒徵應竺可楨之敦請到位於貴州泰和的浙江大學講學,在課堂上講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殺時,義憤悲昂,突發中風昏倒在講臺。校長竺可楨延醫急救,後柳又在校休養三月。離校時,竺派校車送行,并讓秘書送去舟資三百元,柳詒徵以因病講學未成,堅決不收川資、薪金。

            學術成就

            文史學家
            柳詒徵《國史要義》
            柳詒徵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先驅、開創人。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 ,打破綱監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敘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著。1910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國教育史著作。柳詒徵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 ,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徵透過許多著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柳詒徵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為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學衡》雜志、《國風》半月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現代儒學宗師

            柳詒徵是現代儒學宗師。作為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 《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一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徵發表論著,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南京大學,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為后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歷史哲學家
            柳詒徵是一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

            圖書館學家
            柳詒徵是一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著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教育家
            作為教育家,柳詒徵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
            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最多”。弟子如繆鳳林、張其昀、宗白華、茅以升、陳方恪、陳訓慈、范希曾、鄭鶴聲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并不編 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參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并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鉆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著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征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恒”。

            書法家
            柳氏初學唐碑,以顏、柳為基礎,既而學趙、董,純是帖學館閣路數。1901年后學北碑,經張謇而受張裕釗的影響,又與張小樓相切磋。1908年后入兩江師范學堂任教習,又受到李瑞清的啟迪,臨寫北碑突飛猛進。篆、隸、真、行、草各體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書漢、魏二朝碑版,尤擅寫經石峪、顏真卿。

            史學觀點

            著名學者柳詒徵是一位地道的實證主義者。柳氏史學之魂,乃是政治實用主義。就史學流派而言,民國史學有求真與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屬致用一系。就史學淵源而言,柳氏史學實為晚清國粹派史學的邏輯延伸。就經學與史學的互動而言,柳氏史學可視為其經學立場在史學領域的展開。這種展開,從史學的立場看,就是所謂“史術通貫經術”,亦即以“史”來表現他的根本理念。所謂“史”,乃“學術”之代詞。而“經”則是他所謂“政治”、所謂“實用”、所謂“禮”的對應語。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進化史觀,柳先生卻不大相信,提過許多質疑,作過諸多批判。柳還不大相信歷史運動的因果聯系。柳詒徵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統,層次清楚,邏輯井然,形成一個相互銜接的系統。

            論孔子
            他認為,中國兩個最大的學問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學問均從史學產生出來??鬃硬皇墙泴W家,而是史學家。老子與孔子所講的“道”,就是“從歷史上看出人類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規律。所以,理學與道學均來自史學。又說,孔子學說貫穿中國全部歷史,此前之史則賴孔子得流傳。認識孔子,就掌握了讀史之綱。他還認為,清代乾嘉諸儒獨到之學實為史學而非經學。柳對清代考據學整體評價不高,對漢學有所批評,對宋代文化評價甚高,均與陳一致,但陳認為清人以經學見長,幾乎無史學,則其史學內含實與柳氏殊異。柳的經學與史學相互交融,陳則相互分別,故產生上述殊異。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經學立場。將柳詒徵的上述言論置諸章太炎、劉師培、鄧實諸家中,可謂水乳交融,難加區分。

            史德論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顯得特別濃重。所謂“道德”,包含熱愛國家、尊重傳統、崇尚氣節、端正人格、勤奮工作、一絲不茍等豐富內涵,但核心是“養心術使底于粹”,從而促進民族國家的利益,出發點是現實政治。他曾說:“吾之人本主義,即合全國為一道德之團體者。”與此相適應,《國史要義》專列《史德》篇,修正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等人的“史德”論,按以己意,重新申說,力圖“兼本末、包內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與政治實用主義相配合,形成一套獨特觀點。就文章寫作角度看,他從史德方面提出過一些規范,如文無溢美、不為諱飾、不為曲筆之類,但更注重的,還是從道德角度對人進行規范,最終把史學理論轉化為一種促進民族發展的道德哲學與倫理學。
            他認為道德是一種正義感。觀察歷史,應以這種正義感為準繩。在他看來,依道德準則衡量歷代王朝的正統性無可非議。他一反近代新史學家的觀念,令人驚奇地對向來遭受批判的傳統“正閏觀”持肯定態度。這種肯定完全是從現實政治出發的。就是說,只有肯定持有正義的王朝的正統性,才能使現實中不具有正義性的野心家不敢輕舉妄動,所謂“使亂臣賊子懼”。
            在柳的史德論中,歷史、史家、道德實形成一個交互為用的循環。歷史(即儒家經書)是培養人類道德修養的源泉。史家帶著道德感去寫史,又通過撰史活動增進自身及社會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觀,實已擴展到現實政治,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徑(有賴于史)與作用,拓寬了“史德論”的領域,而且并不認為“史學致用”是不德。

            史學功能論
            由于信奉史學中心論,柳自然會把歷史說成無所不能,這是他史學功能論的特點。1925年,在《學衡》發表《歷史之知識》,著重闡述史學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歷史能提供人類以往活動的經歷與經驗,供現代人參考、應用。“研究歷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應用。”“我所希望于研究歷史的人,并不在乎成為考據家或歷史家,而在乎自己應用。”一針見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實用主義思想。
            柳氏的史學功能思想貫穿著他的基本史學觀念和史學目的思想。無論史學功能多么完備,也要看運用者的心術,所以他又說:“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啟亂飾奸。”這樣,史學功能思想就又與史德論結合起來了。

            歷史研究法
            柳氏認為,中國古代雖無歷史研究法之名,但三傳之于《春秋》,各有師說,以解析《春秋》之義法,準此而言,則世之有歷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國。從此觀念出發,他把歷史研究法劃分為兩個方面:讀史之法與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對文字學方法、統計學方法、??迸c考據方法發表過精辟見解,都貫穿著“以史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學方法來干擾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學中心論,比較有特點,也都無懈可擊。而且,他雖精于??笨紦畬W,但不主張唯考據是能,則又是政治實用主義使然。 讀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術性比較強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個實踐經驗問題,可以見仁見智。實際上,它同樣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學觀念。他主張讀原著,反對只讀教科書,就表明了他對新式教科書的態度(這也是章太炎的態度)。讀原著還有讀經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學莫先于讀經。”柳在讀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價值的觀點是:讀史須求得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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