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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

           《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曹魏、蜀漢、東吳紀傳體斷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當時魏、吳兩國已有史書,如官修的王沈《魏書》、私撰的魚豢《魏略》、官修的韋昭《吳書》,此三書當是陳壽依據的基本材料。
        蜀漢無史官一職,故自行采集,僅得十五卷。
        陳壽前半生是在蜀漢度過,入仕后,受宦官黃皓排擠而不得志。蜀漢滅亡后,陳壽歷任著作郎,晚年多次被貶,屢次受人非議,歷經十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
        三國志最早以《魏書》《蜀書》《吳書》三書單獨流傳。為了避免曹魏的《魏書》與南北朝時期北魏的《魏書》相互混淆,在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將三書合為一書,最終成書。因此《三國志》是三國分立時期結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產物。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
        《三國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為特殊的一部,因為其過于簡略,沒有記載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沒有記載經濟、地理、職官、禮樂、律歷等的“志”,不符合《史記》和《漢書》所確立下來的一般正史的規范。
         
        史書簡介

          《三國志》全書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度龂尽访簽橹酒鋵崯o志。魏志有本紀,列傳,蜀,吳二志只有列傳,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
        《三國志》為曹操、曹丕、曹叡分別寫了武帝紀   、文帝紀、明帝紀;而《蜀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   、劉禪為后主傳;孫權稱吳主傳   ,記孫亮、孫休、孫皓為三嗣主傳,均只有傳,沒有紀。
         
          從篇幅來看,《魏書》約占全書的二分之一,《吳書》約占三分之一,《蜀書》約占將近六分之一,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在陳壽撰《三國志》以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可供陳壽參考取材。但蜀漢不設有史官,僅有陳壽在蜀為官收集,這造成了蜀漢史料的缺乏。
        《三國志》取材精審,作者對史實經過認真的考訂、慎重的選擇,對于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這雖使《三國志》擁有文辭簡約的特點,但也造成關鍵人物記載史料不足的缺點。

         
         

        作者介紹



            陳壽(233-297年)   ,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省南充市西充縣)人。西晉史學家。他少好學,有志于史學事業,對于《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蜀國天文學家),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作品評價

        總述

          《三國志》主要善于敘事,文筆也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也倍加贊賞,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竟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還一直流傳到現今。
        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自古以擁長安、洛陽為正統。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此外,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劉備是英雄,孫策、孫權是英杰,周瑜、諸葛亮、魯肅是奇才,龐統,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

         
         

        正面評價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后,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和稱贊。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文采斐然
          《三國志》整體上的文采雖略遜一籌,卻也不乏精彩的描寫。比如赤壁之戰,陳壽將相關史料分別放置在《蜀書·諸葛亮傳》,《蜀書·先主傳》,《吳書·吳主傳》,《吳書·周瑜傳》,《吳書·魯肅傳》等幾個紀傳中,通過各有側重的描寫,把赤壁之戰渲染的有聲有色,尤其是其中吳蜀雙方,各自君臣之間的對話,非常傳神。

        良史實錄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系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國志》對漢魏關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臣之舉。陳壽在這里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
        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
          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歷史事實和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

        取材精審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以至重傷而死。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對歷史負責,慎重選擇的態度。

        行文簡明干凈
          《三國志》行文簡明。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断戎鱾鳌酚洸懿倥c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生動地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為后世所稱贊,也為我們如今對歷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負面評價

        敘事太簡
          《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因黃皓弄權,陳壽不肯阿附黃皓。因此被遭排擠。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于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還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因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
        《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如關羽,張飛,趙云,乃是蜀漢開國元勛,但《蜀書·關羽傳》僅一千二百余字;《蜀書·張飛傳》僅八百余字;《蜀書·趙云傳》僅四百余字。又如徐干,陳琳,應玚,阮瑀等建安時期的著名文人(建安七子),皆未立傳,只附在《魏書·王粲傳》中。而且除記陳琳之事有三四百言外,其余皆寥寥數語。 [6] 

        曲筆回護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為之回護。
        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于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后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三國志》中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殺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沖突,《三國志》對此如付闕如,但記載了郭太后歷數曹髦“罪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單方面的表章。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余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夸勝為得體”,最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

         
         

        評價考辨

        陳壽索米
          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于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稌x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正統之爭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統,與陳壽的《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形成對比。后世盡管北宋《資治通鑒》同樣以曹魏為正統,和陳壽觀點一致,但到南宋后學者又對陳壽的多有批判在這個問題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正偽標的。

        曲筆緣起
          陳壽的回護曲筆,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于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便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于范(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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